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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盖房是顶顶重要之事

更新时间:2020-01-14 10:13:01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八十年代的南方乡村田野。

八十年代的南方乡村田野。


 
曾经有十年漂泊在外,没有回湖南衡阳的老家过年。2015年春节我挈妇将雏回到老家,回到自己度过童年和少年的地方,也想让小孩感知一下父辈们生活的故土。
以前从北京到衡阳的交通并不方便,乘坐K字头的普通快车,需要二十四个小时左右,春运车厢更是拥挤得可怕。现在情况好多了,前些年京广高铁线开通,其中有一站便是衡阳。我们还在列车上,父亲便每隔一小时打来电话,问已经到了哪里。此次回家过年,是为了搬迁新房,也是为了给七十岁生日的父亲过寿。
头一年家里新盖了一幢三层楼房,算不上气派豪宅,但在村里也算是屈指可数。装修完工后,父母硬是不肯搬进去住,非要等我们兄弟俩回来才肯搬家。他们早早收拾好了一切家具器物,只盼我们过年回家。按父亲择好的时辰,大年三十凌晨,在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全家抬起一口火盆进了新房,放进厨房里,算是完成了“搬火”的乔迁习俗仪式。
在老家农村,盖房是一件大事,不仅是改善一家老小的居住,更事关该家庭在乡里的面子。倘若一家盖有宽敞通亮的新房,说媒娶亲就容易多了,否则,一家子窝在低矮黑潮的老房里,年轻一辈想娶媳妇,人家姑娘往往望而却步。
而盖一幢楼房,也一直是父母的心愿,只是这个心愿实现得过于漫长。
家里原来的老房子还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几间土砖瓦房,当年库区移民落户时建的。其时“文革”刚结束,山冲里要修水库,全村都需要移民迁出。我家遂移居到现在的村里。搬迁时,凡是能手提肩挑的东西,包括家具农具、坛坛罐罐等杂物,父亲均一担一担地挑走,每担往返几十里路,再辛苦也舍不得丢弃。
最初是寄居在村里的一间老屋里,一家老小挤在一块,甭提多狼狈了。出于对移民户的安顿,乡里出资盖了四间土砖瓦房,我家又挪迁过去,就此定居下来。
那时村里都是土砖房,也没多大的贫富差距。所谓土砖,是采用稻田里的泥,驱牛反复踩踏之后,捡一个天晴的好日子,把烂泥放进木制模具里,往泥里塞一个稻草轴,再踩实抹平,提起模具就形成了泥砖坯。泥砖坯晾干之后,就可以用来砌房子,但承重、耐潮能力不够,房子也就盖得比较低矮。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村里的楼房也还很少。父亲早年在外面务工,手头大概有些积蓄,于是决定盖一幢红砖楼房。他平素好面子,觉得凡事该领个先。
盖红砖房比盖土砖房要费劲多了。盖房要有红砖,当时乡里流行村民自己烧砖窑,以节省买红砖的开支。但自家烧砖窑,差不多是一项小工程,要雇人打砖坯,要运煤回来自制煤饼,要准备木柴、钢筋、窑砖,还要运石头回来一并烧石灰,一切准备妥当后,再请师傅择日来砌砖窑,发动邻里来帮忙,才有可能砌好一座砖窑。之后开始烧窑,生火烧柴引燃煤块,控制好火候,要连续烧几天。火候不到,砖头没烧透,还是土疙瘩;火候过了,砖头都烧熔成一大坨,那就全报废了。
对孩子们来说,烧窑却也伴有好玩的事儿。一伙人从村里人家田地里偷拔几棵芋头,磕掉泥土扔进煤火通红的窑膛里,不消一会儿,芋头便烤得外焦里熟,扒出来掰开一闻,芋头冒着热气,浓香扑鼻,等不及凉下来,就争相啃食吞咽。烤熟的芋头虽然格外香糯,但贪吃多了会嘴麻,有两个玩伴更是嘴麻得直哭。不过,也没啥大事儿,麻劲过去之后,嘴自然就好了。
不像现在有机器轧制砖坯,那时雇人打砖坯,全靠人力手工。选好适合和泥的土,用锄耙翻好土后,泼水淋透,再双脚使劲踩土,踩成粘性的泥浆。所谓打砖也挺原始,在一块小水泥板上撒上柴火灰,把一个长方形木盒用水浸湿,在灰堆里蘸上灰,再刨一团泥在水泥板上拍成长方形,举起泥块砸进木盒里,再用泥弓勒断木盒外的泥块,随后提起木盒,一块泥砖遂脱胎成型。
打好的泥砖,用木板托起来,一摞摞码放到晒谷场上,码成一堵堵砖墙,待晒干晾透后,等到烧窑的日子再装窑。为了防备被雨淋湿,主家还得编织一排排稻草苫子,盖在砖墙上遮雨。所有的活儿,都是纯手工劳动,效率极低,也辛苦至极。砖墙四周需要挖排水沟,但雇请的打砖师傅图省事,根据以往经验,没有挖排水沟,只垫了一层红砖当地基,在上面码放一堵堵泥砖墙。
给我家打砖的是邻村的五六个小伙子,都是初中未读完就辍学,没多少文化,有一把子力气,就靠干力气活挣钱。他们哼着歌儿干活,挖土、担水、和泥、打砖,全身都沾满了泥,连头发里都是灰沙,跟泥猴差不多,但却个个很快活。两个人一组,一天从早到晚,能打七八百块砖。我也常常去看他们打砖,有时也帮着搬几块砖。
总共打了几万块砖,一排砖墙紧挨一排,整整齐齐,码放在晒谷场上晾干,让人瞧着也觉得舒服。偏偏天公不作美,那年连降暴雨,晒谷场本来是土坪,被雨水浸泡后变得湿软,红砖垫成的砖基也往下陷,陷入了泥地里,由于没有排水沟,雨水随之渗透、泡软了泥砖墙的根基。
 一个暴雨如注的夜晚,母亲戴着斗笠拿着锄头去挖排水沟,但为时已晚,成排的砖墙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接连倒塌,发出一声声巨响,顷刻间瘫成泥堆。我着急得向雨夜中大声呼喊:妈妈,你快回来吧!最后她回来了,浑身上下都是泥水,头上的斗笠边沿滴落着雨水,泪水也像雨水一样滑落下来。
不仅打好的砖墙成排垮塌,运回来烧窑的两卡车煤,堆放在晒谷场上,也被暴雨冲得黑水肆流。多年的积蓄,辛辛苦苦大半年的付出,转眼间成了满目疮痍的废墟。父亲长吁短叹,深受打击,悄悄在抽屉里留了一封遗书。我看到了遗书,便四处去找他,却怎么也找不到,着急得直抹眼泪。到深夜里他却回来了,并没有寻短见,一个人静坐在屋檐下发呆,让我放下心来。第二天早上,父亲把那封遗书揉成一团,扔进灶膛里烧了。这件事他再也没提起,我也从未问他。
那将近一亩面积的泥堆,需要一担担挑走,光看着就让人发愁。幸好村邻们前来动手帮忙,费了好几天,才把泥堆从晒谷场上清空。打砖的小伙子们也来帮忙,只是不再唱歌了,个个垂头丧气,挂着苦瓜脸。那时,村邻关系更淳朴,有事儿互帮互助,谁家遇上红白喜事、烧窑盖房,只要招呼一声,大伙儿就各自带着器具前来帮忙,不问工酬,主家供应烟酒茶饭即可。
次年,父母收拾了一些残砖剩瓦,又雇人重新打制了一批泥砖,烧了一个小砖窑。这个砖窑实在很小,烧出来的红砖不多,勉强够盖两间平房,盖楼房一事算是泡了汤。平房也是新房,过年的时候,等不及房子粉刷,我和哥哥就搬住了进去。哥哥还买回了十来张香港女明星海报,如钟楚红、张敏、袁咏仪等人的海报,在墙上贴成一圈。毛坯墙上多了一圈美女像,也算是蓬荜生辉了。
2013年时的老土砖房。

                                                                                            2013年时的老土砖房。

之后,家里为了供我们兄弟俩上学,尚且东拼西凑,哪有余钱盖楼房。一眨眼,十来年过去了,乡里年轻人兴起前往广东打工的热潮,外出打工挣了钱的,回老家就盖起了楼房。这个时候,窑厂遍地开花,盖房也不用自家烧砖窑了,大可以去窑厂买红砖,省却了许多麻烦。
眼瞅着村邻们陆陆续续盖楼房,大约不甘落人身后,到了新世纪初,父亲辛苦种粮、种辣椒,攒了些小钱,又动了盖楼房的心思。
孰料一天早上干完地里的活儿,他去村里代销店买烟抽,突然病发倒地,额头磕出了血。邻居连忙搀扶父亲返回家里,他以为没大碍,就卧床休息,之后却连续多日直呕鲜血。送往医院急救,才知道得了肝硬化重症。住了一阵子院后,医院竟下了病危通知书,加之无钱继续住院,只得运回家里听候天命。本来似已绝望无治,没想到服了一位老中医的中药,父亲的病情竟渐渐好转。但不能再从事重体力劳动,只能干一些零碎活儿。那一点积蓄全花在了医疗上,盖楼房算是彻底破产了。
 一晃十几年又过去了。村里家家户户早已住进了楼房,搞豪华装修的也大有人在。唯独我家却还是几间旧平房,在风雨中飘摇,墙面已经倾斜,已经成了危房。遇到刮大风下暴雨,还真让人担心土砖房支撑不住。2014年初,父亲对我们兄弟俩说,自己马上就七十岁了,趁着身子骨还能动,想把房子盖好。他还说,咱家在村里是外来移民户,若自己不盖新房,也就没有厅屋,将来他去世后,办后事都没有停放棺材之处,只能露天摆在外面的晒谷场了。
父亲的话甚是有理,我和哥哥便合力凑了些钱,想让他在七十岁前了却心愿。父母心里高兴,干劲很足,拆老房盖新楼,前后忙活了一年。虽然一条腿因年轻时骨折而日益行走不便,但父亲坚持亲自采购每一样建材,决不让人代劳,既是为了节省开支,也是为了保证建材质量。
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不同的是,商业观念此时早已渗入内地乡村,村邻们的关系也渐渐发生了变化。以前流行互帮互助,现在按市场价计酬,干一天活都得算工钱,没有免费帮忙这回事儿了。父亲便没有请村邻们来帮忙盖楼,而是把工程外包,这样虽然花费略多,但也不欠村邻们的人情了。
按老家的习俗,盖楼完工时,要放鞭炮、设酒席庆祝,同时主家从楼顶上撒糖、零钞,楼下早早围满了村邻们,说完一顿吉祥话后,楼上开始撒糖、撒钱,大伙儿欢呼着哄抢。孩子们更是像泥鳅一般,在人群中钻来钻去,捡拾天降“钱雨”。新楼完工的那天,父母格外高兴,那天不仅撒了很多糖,还撒了一千多元的零钞、硬币,于他们而言,算是一次“大手笔”了。
一切布置妥当后,父母只等我们回老家过年迁居。大年三十凌晨搬完家后,全家老小头一回在新楼里团圆,度过热闹的除夕。正月初四,恰逢父亲过七十寿辰,很多亲友也前来祝贺,都是自驾小汽车或骑摩托而来。相比十年前春节靠两条腿步行走亲戚,已是今非昔比。在外面做生意或打工的年轻一辈,个个意气风发,见过世面,不像从前那样视野闭塞了。
父亲不厌其烦,热情地引导亲戚们参观三层新楼,收获了不少啧啧赞美之词,听得他满脸都是笑容,有一种自豪的成就感。长辈亲戚则郑重地对我说,现在父母年纪大了,房子也宽敞了,以后要多回来看看。
从我家的楼上望去,可以看见邻近好些村子已被拆迁,房屋井池皆夷为平地,甚至连整座山也被铲平,四下停着推土机、挖掘机。谁也不曾料到这个偏僻的地方,正在搞一个新县城开发区,要建一个货运车站和庞大的物流中心。
席间亲戚邻居们除了向父亲敬酒祝寿,还纷纷议论开发的事情。年轻的早已不会种田,也不乐意再种田,大多在盼望拆迁;年长的顾虑重重,要是被征地可就没法种田了,要是房子拆迁了,住安置房也不习惯。也许未来几年,这里会发生更巨大的变化。父母辛苦盖成的新楼到时又会怎样呢?大家也不愿去多想,将来的事只能将来再说了。
新房刚落成时的春节,父亲在门前打扫鞭炮碎屑。

                                                                     新房刚落成时的春节,父亲在门前打扫鞭炮碎屑。

当晚亲友四散后,母亲拿出一个笔记本给我。里面密密麻麻记满了盖房的细节和数据,都是父母俩人写的,每笔资金支出都清清楚楚。母亲做事特别细心,绝不肯错漏一分钱账目,也从不愿欠别人的人情。笔记本的尾页夹了一叠照片,还是塑封好的。我一张张翻看,原来是已拆的老土砖房的照片,有正面照、侧面照、室内照,甚至有墙脚、墙壁雨渍的照片。
这些照片对旁人来说,大概毫无意义,但在父母心里,则是一种念想。这时我才明白,他们住了四十年的老房子,早已融入他们的血液中,成为抹之不去的记忆。父母盖新楼,根本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让儿孙们回老家有一个更好住的地方。
父亲过完寿辰,次日清早我便离家,踏上返京的途程。早春犹有薄寒,田野上却已草色青青。父辈们虽已老去,还在这片土地上耕作,流血流汗,坚信耕耘与收获成正比。而我们年轻一辈,怀着复杂纠结的情感,春节尚未结束,便纷纷逃离了这片土地,奔向四面八方。
为了让新房看起来更美观一些,当年下半年,父母又雇人砌好了围墙,院子里再栽上桂花树、罗汉松、锦葵等观赏植物,绿树红花、竹林依依,好一派农家风光。至此,父亲终于圆满达成了盖楼房的心愿。
然而,次年春节后不久,他的多年沉疾复发,送去医院急救,总算归于平安。2018年秋,肝硬化晚期引起的并发症再度急性发作,这次没能抢救回来,父亲与世长辞。如父亲生前所愿,治丧仪式期间,他的灵柩停放在自家新房一楼的厅屋里。
去世前一个月,父亲悄悄写了一封遗嘱,塞在床头抽屉里。父亲去世那天,我们找到了这封遗嘱,遗嘱中有一条写道,希望我们兄弟俩将来退休后,能回到老家住。大意是好不容易盖好了房子,他希望将来别荒废了。
如今,老家村子的对面,短短几年,已经楼群矗立,巨型物流中心也已经建成了。不知道将来这里还会发生什么变化。不过,只要村子没有被征地拆除,我们走得再远,总还是要回来看一看,这里毕竟是我们的成长之地,也是祖父和父亲的埋骨之地。
2015年2月初稿、2019年12月补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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