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讯

提振经济|“四万亿”到“新基建”政府应该补什么短板

更新时间:2020-03-17 12:09:24    来源:澎湃新闻

     新冠疫情逐步得到遏制,如何稳定经济增长,完成既定的2020年全面脱贫、全面小康的任务成为中央关心的重点。受到如此严重的疫情冲击,以及可能导致的全球经济危机,启动新一轮投资以稳定增长是大概率事件,“新基建”迅速成为坊间热词,并逐步进入高层视野。
     近期政治局常委会也决定,要加大公共卫生服务,应急物资保障领域投入;加快5G网络、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建设;并注重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据媒体汇总,各省总投资额达到三四十万亿之巨。
“新基建”概念一出,就伴随着“四万亿”重来的争论。尽管不少倡议者坚称“新基建”不是“四万亿”,但2020年作为我国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性节点,有着较强的增长目标约束,很难确保最终不会演变成“四万亿”。当然,对“四万亿”的评价也见仁见智,其确实帮助我国在全球经济体中率先恢复,并留下了高铁、4G等帮助我国形成新动能的重要基础设施,推动了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和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但也因为大水漫灌,将支出责任主要下放给地方等方式,留下了产能过剩、杠杆过高,房价热涨等一系列问题,本届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着力推动以“三去一降一补”为核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消化这些后遗症。
二战以来,无论全球哪种体制的政府和公共机构,面临危机都会积极干预,本次疫情也导致了多国央行纷纷降息。因此,考虑应急政策和刺激政策,核心不是政府要不要有为,而是怎么有为。只有通过政府的有为促进市场的有效,克服潜在新动能发展的瓶颈,从而释放新动能,才能转危为机。
因此,讨论“新基建”是不是“四万亿”,一是要看我国新动能发展中还有什么瓶颈和短板,“新基建”能不能有效地补足这些短板;二是要讨论政府应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到“新基建”的投资中。关于“补什么短板”的问题,我国2019年人均GDP已经超过1万美元,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地区和主要城市甚至摸到了发达国家的门槛。上述“新基建”的七个领域,将会显著推进我国的数字经济、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等产业的发展,促进城市群、都市圈的集聚,都是重要的补短板措施。但这些新产业的发展,人力资本可能是更重要的短板。要把人口红利转为人才红利,必须要解决在危机中曝露出来的医疗健康(而不仅仅是公共卫生),以及长期以来存在的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短缺问题。
这些领域不仅存在机制问题,根本上还是总量不足的问题。比如2018年我国医疗卫生费用占GDP的比例是6.6%,甚至低于不少世界卫生组织定义的低收入国家水平,也远低于全世界9.9%的平均水平;政府卫生支出占比维持在30%左右,低于世界平均的61.8%,更低于欧洲国家政府平均值的76%。2018年,我国千人拥有护士数为2.9人,世界多数国家的千人护士数都在3人以上,OECD国家平均达到8人。与其降低外国人入籍的门槛,不如政府投入更多一点,既能更好地提高本国的人力资本,也能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这些传统上视为公共服务的投入也并非没有产业回报。
比如医疗卫生的公共投入必将促进制药和医疗器械等产业发展,而这些产业正是我国必须进入的新动能领域。我国传统制药行业以原料药、仿制药为主,医疗器械也以低价值耗材为主,规模大但效益低。近年来,伴随这基因技术、生物技术、AI技术、新材料的出现,我国得益于充裕的生物人才和数字人才,并拥有健全的制造业体系,在制药和医疗器械等产业领域,正迎来一个可以换道加快追赶的机遇。而在这一领域,医疗卫生机构的公共机构采购是扩大新产品应用,推动产业发展的第一个驱动力。
同样的机会在教育、文化领域也正在涌现。关于“怎么补短板的”问题,就涉及到哪些基础设施必须,或者最好由政府来做,哪些其实是产业而并不是基础设施,由社会资本参与更好。一般来说,基础设施应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一个使用者对该物品的使用并不减少对其他使用者的供应。“新基建”中的5G网络、轨道交通、特高压等更像是基础设施,政府的大力投入具有显著地外部性,会带动一系列产业的发展,甚至会带来意想不到的产业变革。但在这些领域,也肯定有社会资本愿意进入其中。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则介于两者之间。而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或者概念更大一点,产业互联网)则更像是产业方应该做的事情。
比如产业互联网,目前看可以分为两个发展部分。一个是面向服务业B端的产业互联网,比如在疫情期间大热的在线办公、在线会议、在线教育和在线医疗等应用,腾讯等数字平台企业在帮助传统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政府只需要不断完善和改进治理模式即可;而在面向制造业B端的工业互联网领域中,短期内很难做到像消费互联网那样的一张网,每个产业有自己的特点,不同企业有自己的需求,在整个“十四五”期间可能很难打通,政府甚至很难找到集中的投入方向。
而政府在数字技术这些领域更应该做的,一是加强政府自身的数字化建设,加强运用数字技术的能力,在这次疫情中,广东、浙江等数字经济和智慧政务发展得好的地区,疫情响应和复工响应都更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与数字平台企业合作,用好了数字助手。二是要抓住这一轮换道超车的机遇,投资于基础研发,尤其是人才的引进培养,帮助企业、科研院所在全球引进人才或设立研发机构、并购优质企业,以加快技术追赶;同时,也可以重点补贴工业软件研发、智能设备制造等产业短板,做好推动企业数字化的政策引导。
同时,补短板也一定要明确央地的支出责任,在5G网络、轨道交通、特高压等更片基础设施的领域加强中央支出,在更偏产业的领域加强地方对产业因地制宜的引导,并最好通过政府引导基金等市场化方式的引导,可能是更有效的方式。
逆周期调控是宏观经济政策的本义。但正像近期李克强总理强调的,“越是遇到困难就越是要扩大改革开放”。政府支出不是为刺激而支出,而是为发展而投资。在危机期间,在企业不愿做、不能做、做不好的领域,由政府牵头破除新动能发展的瓶颈,补足产业发展的短板,是成本低,效果好的“超越凯恩斯主义”的选择。
(作者黄斌系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国内智库部主任,研究员)

    相关新闻
    我要讨论
(小提示:您要为您发表的言论后果负责,请各位遵守法纪注意语言文明)
    推荐新闻
    执点排行
关于我们 |联系我们 |法律声明 |侵权投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