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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妇幼维权18年,律师李莹见证求助女性被咬鼻子、打断胳膊

更新时间:2020-08-12 15:02:18    来源:法制民声/综合

      摘要:十八年来,关于妇女儿童权利受侵害的案件,律师李莹代理过百余起。当事人中有被家暴至要离婚的70岁女性,也有被性侵的两岁女童。从乡村到城市,找到李莹求助的女性,因为被家暴、性骚扰和性侵,有人被咬掉鼻子,有人被打断胳膊,有人甚至自杀。

       2005年8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护法》出台,首次明文禁止“性骚扰”。之后,李莹接下一位当事人的案子,希望以“性骚扰”为案由起诉。但当时,“性骚扰”仍未被列为案由,最终,法院以“侵权纠纷”立案。

      2018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增加民事案件案由的通知》,把“性骚扰责任纠纷”列为新增案由。2019年,李莹为另一位当事人代理案件,法院判定“性骚扰”事实成立,最终一审获胜。

      受家暴致死的26岁董珊珊、被山木集团总裁宋山木强奸的女员工、广西百色助学网性侵事件中的未成年女童……李莹也为她们接下代理,但她常常感觉“拔剑四顾心茫然”。那些勇敢站出来、用法律武器维权的女性,在法庭外要背负很多压力,面对破碎的人生:来自被告的权力控制、家人的不理解以及舆论的指摘。

律师李莹。受访者供图

文| 张楠茜

编辑|毛翊君

何以为证

笔记本电脑屏幕切分出小方格,法官、当事人、律师分别出现在视频里。这是2020年6月中旬,首起以“性骚扰”为案由的案件,正在进行二审线上开庭。

李莹是原告黄雯的代理律师,在北京的会议室连线成都市中级法院的法庭。两年前,李莹在网上读到一封公开举报信——2014年,社工专业毕业的黄雯加入成都市“一天公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被机构理事长刘猛性骚扰。2018年8月,黄雯以性骚扰造成人格权侵害,对刘猛提起诉讼。

此前,性骚扰事件通常以侵权为案由立案,难以与性骚扰的情形准确对应。2018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增加民事案件案由的通知》,将“性骚扰责任纠纷”列为新增案由。2019年,法院一审判决被告刘猛存在性骚扰行为,判令其向黄雯赔礼道歉。一审判决后,被告刘猛上诉。

二审本应在成都开庭,但北京疫情升级,改为线上庭审。早上窗外阳光刺眼,身穿白衬衫、薄荷蓝西装的李莹,坐在方形会议桌前。电脑屏幕里的她,红棕色短发及耳,国字脸,戴着玫红色框架的眼镜,一边听当事人的陈述,一边写下笔记。

6月19日,李莹和同事田咚在北京办公室,参加线上庭审。张楠茜摄

事发后,黄雯在人际交往方面产生障碍,也离开曾经热爱的公益行业。2017年的“metoo”运动鼓励了她,深思熟虑后,她站出来披露此事。从在微信公众号上发文披露,到采取司法途径,维权的两年时间里,黄雯的生活里只剩下工作和官司。

据媒体报道,一审中,对方律师出示了黄雯微信朋友圈的部分转发与言论,试图以此对她进行道德评价,还提交了黄雯与刘猛“友好互动”的证据,来证明性骚扰不存在。

“对当事人进行道德评价,是在消抵对性骚扰问题的判定。必须要回到事情的本源。”李莹感受到,“社会对于被性骚扰的受害人群体,也还不够足够支持和包容。”即使是一审胜诉,仍然不乏网友认为,被搂搂抱抱不是多大的事情。有人在评论里表态:只判了道歉,可见没什么实质性的伤害。

从代理第一起性骚扰案件开始,李莹关注性骚扰案件已经近二十年。她见过诸多原告的无助和痛苦,最为关键的是,此类案件都存在取证难、时效性争议等问题——事情往往发生在私密空间,没有目击者、证人,且猥亵行为发生突然,不一定能留下实际证据,而当事人碍于对方强大的权力地位、身份,在巨大压力下,可能当时没有站出来,选择长时间的沉默。

虽然如此,但法律环境的变化,在李莹接手的案件里有脉络性的体现。

2005年,李莹曾为北京一所美术学院的女模特代理“性骚扰案”时,适逢“禁止性骚扰” 首次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护法》。她向法院提起诉讼,希望以“性骚扰”立案。法院的工作人员很为难,因为仍然没有这个案由。

之后,李莹在正式起诉书中,明确提出对方当事人的行为构成性骚扰。但最终,案件还是以“侵权纠纷”立案,通过庭外调解结束。她所期待的能出现“性骚扰”字样的判决书,没有争取成功。

而今年7月初,“刘猛被诉性骚扰案”有了结果。成都中级人民法院最终作出的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即性骚扰成立。胜诉让李莹觉得欣慰,但她还是有些遗憾,因为法院没有支持受害人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和认定单位的责任。

妇女维权

二十多年前,妇女维权的意识刚刚撕开一点口子。

国内第一条妇女热线“红枫”在1992年出现。企业转制的氛围里,有人下岗,有人下海,热线被不同的女性打进来,一半以上说起丈夫有了情人,是在去南方做生意的时候。离婚的阴霾随之而来,遭受虐待也是其中一种声音。

那时,李莹从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本科毕业,被分配到北京物价局政策法规处。做了几年公务员,她每天接触价格政策、合法性评估等工作,自觉像个齿轮,茫然跟随巨大的机构运转。直到1995年秋天,27岁的她看见在北京举行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新闻,会议传达出来了一些理念,“男女平等”、“妇女的权利就是人权”等,它们似乎让李莹看见了新的方向。会议提出“社会性别主流化”——将实现性别平等当作社会政策的目标,至今仍是推动全球妇女运动的纲领性文件。

李莹逐渐下定决心,要自考北京大学法学专业。那时候,她已成家,是妻子,也是母亲,每日白天上班、深夜自学。用了一年半时间,她如愿考取北大法学本科。为了系统了解宏观法规背后的逻辑,她在2002年辞去稳定的工作,接着攻读北大民商法硕士学位。

但现实的情况是复杂的。

很多年后,身为全国妇联与联合国妇女署项目专家的李洪涛与李莹相识,聊起过那次瞩目的妇女大会——那时,李洪涛在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系教书,投身“反家暴”工作,是“红枫”热线的首批志愿者,她作为参会的一员,第一次听到从国外引入的新鲜词汇:“性骚扰”、“性少数群体权益”等,也是深有触动。然而,她向地方基层培训这些内容时,在北方某城市,遇到当地妇联干部的哭诉反馈:个别妇女来求救,一进门就跪在地上,可是案子牵涉黑社会,甚至是权力机关,妇联也无能为力。

李洪涛明白过来,在九十年代,对于女性的维权,因为相关法律缺失,难以有充足的理由来促使地方政府部门采取切实的措施。

李莹和李洪涛合照。受访者供图

彼时,李莹的法律实践跟研究生课程一同展开。她以志愿者身份进入北大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心”)——这是妇女大会结束之后三个月,中国成立的第一家专门从事此方面的公益性机构。

进入21世纪,妇女维权的法律环境和社会意识有了些许变化。2001年4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案)》正式通过,明确禁止家庭暴力,这是第一次在国家立法中对家庭暴力问题作出明确规定。随后,讲述家庭暴力的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在全国范围热播。

此后十年,李莹从律师做到“中心”的副主任,参与系列案件,包括性骚扰、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家庭暴力、职场性别歧视等议题。她也不断想到自己童年时,在湖南老家沅江边上看到的那些辛勤劳动、家庭地位却不高的妇女,想到曾经被家庭暴力的婶婶。

公益摸索

2011年,李莹发现国内关注女性的权益机构太少,离开北大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自己成立北京市东城区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下文简称“源众”),关注受暴的妇女儿童,开展反性别暴力的倡导、研究、法律援助与法律服务、公众教育。

源众刚成立的几个月,没有基金支持,只能以单个项目化的方式存在。机构只有李莹和兼职助理两人,有时甚至还发不出工资,李莹得扮演很多角色——既是办公室主任,又兼任项目官员,律师,打杂人员。

开展的第一个试点项目是在2012年,由河北省妇联牵头,在河北新乐市政府成立当时全国第一家促进平等就业委员会(简称“促平会”)。时任新乐市的女副市长在省妇联任职,重视妇女工作,她担任促平会主任,与就业相关的政府部门、社会团体负责人都是委员,源众的专家给这40余人做了两天的培训。

观念是一点点地改变。李莹记得给当地人社局的局长做培训,局长不理解,“性骚扰怎么就变成就业歧视?性骚扰是两人之间的私事。”李莹解释,职场性骚扰是一种权力不平等的控制关系,会影响员工的平等就业权、职业发展权。新乐市的妇联很积极,试点项目后来入选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总结的促进性别平等的优秀案例。

在这之后,源众的项目逐渐多起来。2015年7月1日,源众正式注册为一个独立的机构,至今已经开展三十余个涉及妇女儿童权益保护项目,其中包括10个反家暴和就业歧视试点项目。

源众开通的家暴热线,五年来提供了近两千人次的法律咨询服务。求助者打电话进来,讲述自己被家暴、被性侵、或者被性骚扰的痛苦经历。李莹也关注社会新闻,介入诸多个案:“厦门大学原博导吴春明性骚扰女学生事件”、“温州姚某以暴制暴杀夫案”、“百色助学网创始人王杰性侵贫困女童案”等。

但这几年,源众和很多公益组织一样,面临具体的困境。在巅峰时期,源众有近10个全职员工,而现在,加上李莹一共4个。公益行业因为薪资低、工作强度大,人员流动性大,很多年轻人抱着热情进入这一行,却因为现实的生活压力,干了一两年就离开。除了人员,资金支持和审批项目的流程也是巨大的问题。

今年,李莹搬到了一个新的律所,开始进行转型,尝试以律师业务反哺公益。兜底方案是,自己多接一些商业的案子,来反哺这个小小的机构。她做了最坏的打算——回到最初,以项目的方式让它存续下来。

法庭之外

李莹一直在探索源众的职业化道路。一开始她们只做法律援助,后来发现,对于求助者来说,仅仅有法律援助还不够,于是引入社工支持、心理疏导、紧急救助,从单一的法律援助变成综合性支持。以前,她们只关注女性的情况,后来纳入对儿童的支持。在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暴法》的过程中,她发现反家暴组织的数量和专业性,在整个社会的需求层面上来看,都严重不足。于是,源众开始为机构做支持性培训。

李洪涛是源众的专家,也是理事,她曾经和李莹一起探讨源众的项目方向和路线问题。在李洪涛看来,李莹有很强的紧迫感,看到有一丝希望的机会都要立刻抓住。李莹曾经想做老年妇女和残障女性的项目,但因为相关的专家资源不够而作罢。现在的优先领域,还是集中在婚姻家事、性别暴力上。

通过一个记者朋友介绍,李莹认识一位需要援助的当事人王凤。她三年前查出白血病,骨瘦如柴,掉光了头发,至今做过三次骨髓移植,锁骨下方插着拇指粗的深静脉置管,40公分长的管子从静脉连进心脏,现在和母亲、七岁的女儿一起住在燕郊“白血病村”。

6月16日,李莹来到王凤家,为其提供紧急援助。张楠茜摄

自从查出白血病,丈夫对王凤不闻不问,甚至抵押出卖房产、多次出轨,也没有抚养女儿,王凤想和他离婚,但丈夫总是突然失联,法院也以找不到他为理由不处理离婚案。李莹把她和去年援助的渐冻症患者联系起来——都是因为重症而被伴侣抛弃。李莹认为,对重症伴侣的遗弃行为,构成严重的家庭暴力。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对“家暴”有了明确的定义——“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

“对于特殊弱势人群所遭受的暴力的界定,和普通人应该是不一样的。”李莹对此有自己的看法,对他们来说,家庭成员不闻不问、不管不顾的行为,会导致他们身体受损,甚至有生命威胁。

《反家庭暴力法》出台至今,李莹、李洪涛认为,各相关部门去落实这部法,是当下的难题。源众现在的目标不仅是要终止家庭暴力,也在做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的培训项目,倡导性别平等的观念。

另一方面,李莹重视当事人的心理状态,为了避免办案中的二次伤害,她也把这样的理念引入到源众的志愿律师培训上。

2005年为美院模特代理“性骚扰”案后,曾有媒体找到李莹,希望她说服当事人现身说法。但对方告诉李莹,她来自一个小县城,曾经是当地的美术老师,家里条件不太好,她靠做模特补贴生活费,她担心一旦曝光任何个人信息,自己会被舆论、家人朋友的议论压垮。她形容,这样的压力会比性骚扰的伤害大一千倍。

李莹发现,大多数勇敢站出来的女性,不管法庭上获得什么样的结果,法庭之外的人生都面临破碎。

黄雯案子二审开庭的早上,李莹收到一条微信,是她曾经的一位当事人发来的,说经过反复的考虑,自己和丈夫离婚了。最初,她丈夫支持她去起诉性侵她的上司,但日子久了,丈夫开始指责、羞辱她,认为她自己不检点才会被性侵。

这样的消息,每隔一段时间,李莹就会收到。她变得越来越谨慎,不会冒然鼓励当事人站出来。因为旁人喊口号容易,之后的人生只能她们自己去面对。“当我们的支持系统足够大,社会舆论对受害人有支持,不再有贞操文化,不再苛求受害人,不再有偏见和有罪论,那我们会鼓励她们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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