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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写进法律的“性教育” 离走进课堂还有多远?

更新时间:2021-06-10 07:45:19    来源:红星新闻

       被写进法律的“性教育”,离走进课堂还有多远?

      刚刚过去的“六一”儿童节,刘文利很忙。她忙着录视频发在B站上,介绍自己课题组的成员,还要忙着普及性教育知识。

▲刘文利

作为“中国儿童性教育破冰者”、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的负责人,每年“六一”都是刘文利传播性教育的重要时刻,她希望借由“儿童节”,外界会对“性教育”的认识更多一些。

今年的“六一”意义又不同往常。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正式实施,首次在我国法律中规定学校和幼儿园要开展适合未成年人年龄的“性教育”;同日,教育部颁布《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其中提到学校要有针对性地开展青春期教育、性教育。

“这绝对是中国性教育历史中值得纪念的日子。”对刘文利来说,奔走33年,这是她必须要取胜的“战场”。尽管如此,在中国儿童性教育这条路上,还有很多挑战待解。

“性教育”首次被列入法律条文

但谈性色变仍存在

“我不想我的孩子在幼儿园就接受‘性教育’。”

▲刘文利观察孩子上课情况

几年前,刘文利在推进性教育进入北京某幼儿园时,一位女童的家长不同意她的孩子接受性教育。理由是,她不知道性教育会对孩子产生什么“影响”。

幼儿园园长和刘文利尊重家长的意见,于是全班二十多位小朋友上性教育课时,那位小朋友到别的班参加其他教学活动。对这种情况,刘文利“很遗憾,但并不意外。”

在中国,“谈性色变”依然存在。

即便是放在今天,刘文利课题组成员在对外介绍自己是“性教育工作者”时也多少招致过不理解。“还是会带有一定的偏见和局限性,在开办课程或讲座时也会遇到阻力。“

刘文利记得自己上小学时那个勉强算得上“性教育”的课,发生在小学五年级,学校请一位当地社区医院的女医生给全年级的女生做了一个讲座,告诉她们女性每个月都有“例假”,大家甚至不知道这个学名叫“月经”,都以“倒霉”代替。

40年后,类似这样的一幕仍普遍出现在如今的小学校中。今年,北京某小学请刘文利给小学五、六年级的学生做讲座,但校方要求“男女分开”讲,刘文利并不同意这样的做法,校方也为难,担心男女生合在一起讲,家长会有意见。

刘文利很无奈,“你看,都过去了40多年,在性教育上仍然遮遮掩掩、不公开学习,这点还是没有太大改变。”

长期以来,“性教育”这个字眼甚至很少被公开提及,取而代之的是“青春期教育”。

刘文利介绍,“青春期教育”英文翻译是adolescence education,但在国际交流中,经常有国外学者听不懂。国际上通用的“性教育”,英文翻译应该是sexuality education。

刘文利也不认同“青春期教育”这种讲法,她认为性教育是终其一生的教育,而不应仅仅设限在青春期。

这也是为何刘文利一直强调,今年具有里程碑意义。接连的政策文件也为“性教育”正名——首次出现在我国法律以及教育部的正式文件中。

在刘文利看来,“性教育”能进入法律,就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它赋予了学者、媒体和各界人士公开阐释它、讨论它、研究它的权利和空间。

难以打开的学校大门

“性教育会讲到社会性别平等,性别多元。对于建立尊重平等的这种人际关系,培养一种公平公正的态度来对待所有人的价值观是非常重要的。”刘文利主张的“全面性教育”从身体发育延伸到人际关系、家庭关系,让孩子建立身体尊严、知道自己的权利、尊重他人的权利。她认为,这对校园欺凌、家庭暴力等问题会起到一定缓解作用。

而在性教育效果监测调查中,刘文利发现,接受了六年小学性教育课的学生,能够在人际关系中更加公平对待和自己亲疏关系不同的个体,与未接受性教育的孩子有显著差异。

义务教育阶段是刘文利不想放弃的性教育“主要阵地”。“性教育一定要基于课程,不是仅靠几次活动就能完成的。是课程就要有课时、有教材、有老师、有教学效果的评价。这些全都是配套的。”

从2014年起,刘文利就开始与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合作研究“把性教育纳入到义务课程体系”,由代表委员撰写性教育提案,提交全国两会。这项工作到今年她仍在坚持。

2018年,教育部的官方网站回应了代表委员。让刘文利兴奋的是,回复中直接使用“性教育”这个词,没有用别的词来替代。

中国的性教育匮乏吗?其实国内不缺少相关政策,在刘文利看来,问题在于没有任何一个文件是单独为性教育发布的。“跟性教育有关的内容都是散落在其他的政策文件当中,比如说预防艾滋病政策、计划生育政策、预防校园欺凌政策和打击儿童性侵害的政策,还有健康教育政策。”

在2011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明确提出“把性与生殖健康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体系”。2017年国务院又颁布《“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要以青少年为重点,开展性道德、性健康和性安全宣传教育和干预”。但这一政策并未规定性教育的课时。

没有强制要求,相关教育又充满争议,许多学校就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

2007年,刘文利和团队开始研发小学性教育课程并编写性教育读本,在北京某学校开展教学实验。在确定这所学校之前,刘文利找了五六所学校,均被拒绝,“校长说从来没做过性教育教学实验,担心家长不支持。”最终确定的该所学校,校长曾经与相关机构合作开展学校管理的课题研究,在教育观念上比较开放。

知乎优秀答主胡佳威是一名儿童性教育老师,从事相关工作多年。他曾尝试在无锡推广性教育课程进小学。“太难了,能否顺利推进完全取决于校方领导对性教育的态度。”胡佳威说,如果对方重视,课时、经费、人员的问题都能解决;反之,即便学校条件很好,家长很愿意,孩子很需要,也依然进不去。

目前胡佳威在无锡当地只成功推进了3所学校,均为私立。“我们聚焦过公立学校,都是通过当地妇联或团委介绍去聊的。但往往只聊到教务主任这里就被pass了。”胡佳威经常得到的回复是,“这些课程有些敏感,我需要上报讨论一下。”之后就没了下文。

从业者匮乏、全民争议

性教育进课堂还有诸多挑战

性教育进校园,除了校方的态度,师资力量也是个头疼问题。

▲胡佳威团队在给学生上课

“非常匮乏,不单指专业的人,就连从业者都很少。”胡佳威在进学校前,第一件事就是培训校内适合讲性教育课的老师。他发现,即便是现在年轻的80、90后老师,在聊到这个话题依然会尴尬、面红耳赤,认为很难启齿。“他们能认可性教育重要,但他们不知道如何去引导学生。”

胡佳威认为,这和国内长久以来都没有性教育的环境有很大关系。“我们大多数人从小跟父母也不会交流这方面,很多老师即便大学时候,也没有进行过性教育的培训。”老师们在拿起课程时往往憋红了脸,才对胡佳威挤出几个字,“太难讲了。”

这种境况,刘文利也遇上过。在北京某学校培训老师阶段,老师们对生殖器官的专有名词不敢朗读,刘文利就告诉大家,这些词汇与鼻子、眼睛、嘴巴没有任何区别。光朗读这个环节就要持续几轮——从心里默念、小声说,再到互相说,最后站在讲台前说。

家长的态度对性教育能否开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只要班上有一个反对,性教育课程都难以开展。

胡佳威身边一个学生家长曾在班级群号召邀请专业老师开性教育课,却遭到另一位家长的强烈反弹。反对家长认为孩子太小不能上这种课,便投诉到了当地教育局。最终这事也没能办成。

“很多家长担心,孩子们是一张白纸,你开这种课,反而打开‘潘多拉魔盒’。”但胡佳威并不认同。他曾在六年级的课堂上征集过学生的“悄悄话”,由他来回复答案。问题里,孩子们对性行为表示好奇,问他“我可以发生性行为吗?”,“处女膜是什么?”胡佳威认为,并不是拒绝性教育课,孩子们就什么都不了解,相反,开设课程、科学的讲解,更有助于他们正视这件事。

刘文利从业这些年,不止一次面对家长的质疑,也给大量家长做过相关培训——给他们看教材、普及“全面性教育”的理念,告诉他们,课上教授的所有的内容都是科学知识,有科学依据的。

但2017年她还是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当年3月,杭州一所小学的家长拍了两张刘文利主编的《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中的插图发在了网上,在说到生殖器官的名称时,用的都是科学名称,如睾丸、阴道、子宫等。这位家长认为读本的尺度过大。

“性教育”第一次引发全网大规模争议。之后刘文利在回应中写道,“当一个身体器官的科学名称都不能从大家嘴里说出来,这个器官的结构和功能能得到正确的描述吗?能够得到很好的尊重和保护吗?当一个孩子遭受性侵害,他连什么地方被触摸都描述不清楚,如何得到有效保护?”

之后,刘文利和课题组饱受质疑,但也收获了大量肯定和感谢。《珍爱生命》系列读本甚至卖到脱销。

事后刘文利却认为这事没什么不好。争议把性教育带到台前,全民热议的焦点也从“要不要开展性教育”到“如何开展性教育”。

更令刘文利备受鼓舞的是,在2018年6月,刘文利联合北师大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学者刘超及其团队对接受性教育的实验学校进行了调查。统计发现,完整接受过6年全面性教育的这批学生性知识水平明显高于没接受过性教育的学生,对同性恋群体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艾滋病病人有更少的歧视,表现出了更包容,更平等的态度。对同学、老师、家长的态度,都有一些让他们觉得比较积极的、好的变化。

如今看来,中国性教育的发展已经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距离走进义务教育的课堂还有多远,刘文利持比较乐观的态度。“性教育写进法律至少迈出了这一步,对我们之后再呼吁、推进都奠定了重要基础,不然性教育的地位都无从谈起。”

胡佳威也认为,“性教育”正式出现在法律条文中,是一个好的开场。尽管对于从业者而言,并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后续肯定会有更详细的、更有积极影响的政策出台。”

在未来的落实层面,刘文利形容“待解的问题非常紧迫”,比如什么样的性教育才是适合未成年人年龄的?谁来教?用什么方法教?效果如何评价等等都需要逐步去落地。“这些都是非常具有挑战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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